基辛格7月12日结束访问离京后，黄华大使才得以集中精力进行赴任的准备。7月23日，他乘法航班机经巴黎赴加拿大。

1971年8月13日，中国驻加拿大首任大使黄华拜会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图源：中共党史网）

加拿大政府对黄华大使到任后的礼宾安排十分重视，一路绿灯。7月27日递交国书后，大使馆在临时馆址

（一家旅馆）升起五星红旗，挂起国徽，开始对外正式办公。北美洲同中国隔绝二十多年，人们渴望了解中国，希望尽早到中国参观访问的热情可想而知。每天到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办签证的人都排成长龙，来馆访谈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作者吕聪敏与夫人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正门前。（图源：《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使馆初建，人手紧缺，非常忙碌，馆员一人顶几个人用，每个人都是超负荷工作。但是，当大家看到如此众多的外国友人和同胞带着友善、热情和向往的神情来馆，内心都感到格外高兴，忘记了劳累，使命感和荣誉感给大家带来工作的动力。

在我国驻加使馆开馆不久，加拿大驻华使馆也在北京开馆。临时代办弗雷泽先期抵京，时隔不久，首任大使柯林到任。

柯林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出生在一个传教士家庭，童年在中国度过，几十年后居然代表加拿大出使中国，重返故地，这是他未曾想到的。我和我的同事在迎接他到来的那一刻，从其言谈和表情看出他发自内心的兴奋和感慨。他曾用“奇迹”和“梦”来形容他当时的感受。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他和他的同事尽快熟悉工作和生活环境。

大使抵京后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他在参赞弗雷和《环球邮报》驻京记者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王府井大街参观和购物，巧遇也在逛街的我们夫妇和女儿。时值夏日，柯林想买一顶草帽，我带着他们到盛锡福购了一顶称心如意的帽子。加驻华使馆的这几位官员和驻京记者是我与加拿大结缘后的第一批朋友。

亲历建交初期的频繁互访

双方设馆后，各项工作全面铺开，人员往来开始活跃。加方在建交谈判中所关心的一些具体双边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加拿大是“贸易立国”，关心尽快打开中国市场。1971年，应中方外贸部邀请，加工商贸易部长佩潘访华，这是我参与接待的第一个加政府代表团。我方对这个代表团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会见，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达成广泛共识。这次谈话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建交后不久，我方还着手解决加方原在南京的大使馆的财产和民生公司贷款等问题。为搞清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委，奉领导的指派，祝秋生同志和我专程分赴南京和武汉等地进行调查，尽可能找到仍健在的当事人，了解有关财产和设备的下落。由于我方准备充分，加方也很合作，通过友好协商，问题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决，加方悬在心头的几件事满意了结。

事隔多年，当时经办这些案件的加驻华使馆政务参赞、法学家考皮松在温哥华同我见面时回忆说，当时双方既沿用国际上通用的一些做法，又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体现出互让互谅精神。加方也没有预料到问题会解决得那么顺利，中方的诚意和合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2年，加外长夏普访华，主持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加拿大贸易博览会。这次活动共有600多名加拿大官员和商界人士参加，周总理亲自出席，盛况轰动京城。夏普为促成加中建交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总理会见他时给予高度评价。

夏普结束北京的活动后，前往石家庄参观，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欢迎会上，他正式宣布加政府承认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历史性贡献的决定。这一举动表明，加政府把纪念白求恩不仅仅看作民间活动，更重要的是当作两国传统友谊的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行为。

诺尔曼·白求恩大夫诞辰纪念日，驻加使馆临时代办刘民一行前往白求恩故居，会见白求恩大夫的亲属。（前排右三为刘民、右一为作者吕聪敏）。（图源：《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