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历史人类学兴起，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开始研究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建筑作为空间的构成要素拓展了传统史学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态的研究维度。例如，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从中世纪城市的标志建筑钟楼看到了城市从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的历史转变，进而解读出了商人群体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主导。到20世纪80年代，对标志性建筑象征意义的探讨构成了史学研究“记忆转向”的重要部分。标志性建筑作为记忆载体对法国民族身份构建的作用，在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中得到了充分论述，丰富了史学界对记忆载体多样性的认识，体现了记忆史研究对象的多元性特点。

主持人：近年来记忆研究方兴未艾，从法国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到皮埃尔·诺拉，再到德国学者扬·阿斯曼，他们的理论都将建筑视作记忆的重要载体或场所。如何理解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的关系呢？

胡莉：的确，记忆研究已经在许多人文学科中兴起，有关术语甚至扩散到学术之外的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尽管哈布瓦赫提出的是“集体记忆”理论，诺拉强调个体与集体的记忆，扬·阿斯曼凸显的是“文化记忆”理论，但他们都指出，某些历史已经成为记忆，记忆本身多变、易逝，其只有附着在一些有形或无形的事物上才能延续。

这些事物中就包含了建筑，其与纪念碑、墓地、庆典、神话、文本等一样凝结着某种意义，能够触发人们的记忆。就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的具体关系，扬·阿斯曼并未专门论述。事实上，文化记忆多以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为对象，因此标志性建筑很容易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通过发挥坐标功用，帮助文化记忆塑造集体身份认同。可以说，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具有天然亲近甚至合一的关系。

吕昭：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将“记忆”从生理性范畴带入到了社会性范畴。诺拉则将“集体记忆”引入历史学，通过“记忆之场”的研究提出了“历史记忆”对民族身份构建的影响。阿斯曼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记忆”，突出对记忆意义的传承和以此为基础的身份认同。

标志性建筑与文化记忆都是历史与当下交织的产物，标志性建筑既是文化记忆的载体也是文化记忆的内容。一方面，标志性建筑保存了记忆的物质片段，是文化记忆的具体化形式之一；另一方面，标志性建筑可以反映建造时代的历史特征，及其在国家形象和民族身份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信美利：通过文化记忆，人们得以确立自我形象，建立并培养共同的身份和归属感。这样的文化记忆需借助多种媒介，标志性建筑便是其中一种。有些标志性建筑作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将有关过去的记忆储藏下来，在特定时候，记忆会被激发出来并被赋予新的社会和历史意义。比如一直作为罗马帝国标志的斗兽场，曾两次遭强震损坏；中世纪之初，其中柱石、雕刻等陆续被教皇和贵族拆去建造府邸及教堂；18世纪中叶，因其曾是早期基督徒殉难“圣地”而被赋予宗教神圣色彩。进入21世纪，教皇可以在此竖立十字架举行复活节弥撒，意大利政府也可以在此设置巨幅国旗、举行国庆纪念仪式来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就此而言，标志性建筑不仅连通过去与当下，还有可能同时具有多重文化记忆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