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和乾隆时期两次开设博学鸿词科对清代文学、学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彝尊等人就是通过这个路径进入紫禁城成为皇帝近臣的。以朱彝尊为代表的这些人不仅有机会与皇帝进行文学上的交往，而且也影响了紫禁城外的文学活动。还有，乾隆倡导编修《四库全书》，对宫廷内外的文学文化活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纪昀为代表的编修大臣在提要写作中对于中华文学的整体看法，显示出独特的文学史眼光。而纪昀这样的词臣文学又成为影响宫廷之外文学风尚的一个纽带。在这个时期，清代故宫文学与明代文学还形成了连续性。这体现在宫廷戏剧对明代小说的改编上，体现在朱彝尊《明诗综》等对于明代皇族诗歌的选择和评价上。当然这不仅代表了明代皇族文学的文学史重要性，还纠缠了文化身份在清初的复杂性。清代宗室文学同样值得重视。始于康熙，历经雍正、乾隆朝始编纂完毕的《皇清文颖》，就收录皇帝御制诗文24卷，以及宗室诸王诗文和臣子颂赋100卷。

康雍乾之后，清代皇帝依然延续了他们先祖的文学传统并且都有文集，例如嘉庆皇帝《味余书室全集》等、道光皇帝《养正书屋诗文全集》、咸丰皇帝《清文宗御制诗文》、同治皇帝《清穆宗御制诗文》和光绪皇帝《清德宗御制诗文》。

近代以来故宫文学史发生了一个明显变化，即文学活动由以皇帝为中心转为以名臣为中心。像曾国藩、张之洞等名臣或者地方督抚及其幕府集团，对一个时期的文学和学术风貌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代表了故宫文学史的一种嬗变。在宫廷戏剧创作和演出方面，虽然有与明代宫廷戏剧的连续性，例如在礼仪功能和宫廷娱乐功能上；但是，清宫戏剧也体现出许多新特点，主要是域外文化的元素更深入地进入了紫禁城，影响到宫廷内部的审美变化，在剧本内容和演出空间装饰上也影响到了宫廷戏剧活动的变化。其实早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编写的节令承应戏《四海升平》，就取材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马戛尔尼使华之事。到了光绪时期，宫廷戏剧显示出更多的雅俗互动和宫廷内外的互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溥仪退位，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此时故宫文学活动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走向了终结，而对于故宫文学史的研究则刚刚开始。

研究定位：走向中华文学史

故宫文学的内涵不仅包括诗文赋，而且包括小说、戏剧、娱乐文学、匾额楹联和诏令文书等。打破文体界限、打破艺术媒介界限是书写新的故宫文学史的重要学术路径。故宫文学史应该从宫廷文学史的定位走向中华文学史的定位，进而走向世界文学史的定位。

第一，政治文化视阈中的故宫文学史。故宫文学史的发生空间是在政治最高权力机构的枢纽之中，无疑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绝非简单地为政治服务。因而，从政治文化话语的角度才能够破除对宫廷文学的单一的受制权力、强调政治应景的成见，看到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故宫文学史是明清礼制和文教制度的一部分。故宫文学的作者群与读者群，包括帝王、宦官、馆阁和词臣等，他们之间的文学互动，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明清政治文化话语。同时，遗民、满汉等身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治文化要素，它们也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故宫文学史的形成。故宫文学的文献形态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御定、御选和御制等宫廷出版物。这些不同的文献形态不仅包含着帝王的文学观，而且具有政治文化的意义。此外，文字狱是故宫文学史的一个独特现象，利用清宫文字狱档案对故宫文学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也应是故宫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