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艺术媒介视阈中的故宫文学史。不仅具有单一的书面文字写作的形态，还有大量书面写作与物质文化交错的形态，是故宫文学一个重要特点和存在方式。因此，要通过跨艺术媒介的视角来整体审视和阐发故宫文学的美学内涵。匾额楹联是故宫视觉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某种意义上它们是一个个艺术和政治相融合的美学装置。因而要从装饰的美学概念和理论视角来阐释其跨媒介的政治美学和文化美学的内涵。

故宫的建筑、绘画与文学往往体现出整体化的特点。宫廷戏剧是故宫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非只是剧本，而是与宫廷演出的不同建筑和舞台美学空间紧密联系的，所以宫廷戏剧研究要进一步体现出跨艺术媒介的整体性。

第三，朝野互动视阈中的故宫文学史。在一般的明清文学史书写中，宫廷文学的固执陈旧或者浮华的一面被无限放大，以此来映衬出紫禁城之外的地方文化空间和市民文化空间的文学文化活力。这样被塑造起来的朝野二元对立的文学史叙事视角，忽略了故宫文学史实践中丰富的朝野互动的层面。

朝野互动主要体现在帝王大臣对于文学的提倡进而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而大臣与皇帝的互动也影响到了宫廷的文学创作氛围。往往由大臣主导参与的文学结社是朝野文学互动的一个重要枢纽，不同帝王主政时期对文学结社的态度松紧不一，使得不同时期的故宫文学史具有不同的风格特征。宫廷之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戏剧创作中，也存有许多对宫廷生活的想象书写，这是朝野互动中外对内的一个独特层面。

第四，全球史视阈中的故宫文学史。故宫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宫廷文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全球性，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明清转向。无论在朝鲜、越南、琉球等来华使团人员的记录中，还是在明清帝王的文集中都有大量相关文本。在处理这一部分文本的时候，既需要有文学的本位，又不能简单地坚持过往的纯文学观。只有抱有一种大文化史观和大文学史观，才能理解和彰显出故宫文学史的世界意义。同时，这也要求将不同媒介的文本进行整合研究。

围绕着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历史事件，宫廷内部往往有大量的不同媒介的文本。例如，最为典型的明成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事件，不仅有地图和绘画等图像文本，还有诏书，以及内廷戏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等。只有将这些文本看成一个整体，才能理解故宫文学史内在的世界性。

此外，故宫文学史还应该包括对明清帝王文集中的天下观与华夷观、宫廷传教士的中国书写的研究。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故宫文学史既有中国传统宫廷文学的共性特点，也有其独特的个性。此个性鲜明地体现在故宫文学的世界性上，故宫文学史是世界文学史的一部分。

综上，故宫文学史研究应打破一般文学通史的视角，超越一般文体分类或者以朝代为顺序的线性研究方法，从中华文学史的视角对明清宫廷历史档案和物质遗存进行新的阐释，在新时代按照建立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创新的要求，形成具有中国文化自觉的文学史话语体系。

（作者：郑欣淼，系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耀宗，系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