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尔也利用历史和记忆来重建过去，并提出新的模式来挑战现在。《无头的女人》（2008年）通过一个中产阶级女性在驱车返家途中撞到“不明物”而卷入的车祸，成功地对这个社会的创伤过去进行了反叙述，这一创伤过去影响了整个社会，每个观众都成为见证者和幸存者。事故发生后，女主人公陷入一种震惊的状态，她的丈夫、亲朋好友似乎决心通过扫除真相来“保护”她，她也“默许”了这种掩饰。马特尔通过这一存在主义的戏剧尖锐地暗示了：背信弃义会给阿根廷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受安东尼奥·迪·贝内代托小说语言的吸引，马特尔的第四部作品《扎马》（2017年）在讲述18世纪殖民时期的故事中找到了当代共鸣，主题是拉丁美洲的身份认同。片中，扎马是驻扎在偏远哨所的一名西班牙的地方法官，试图请求转移到更文明的城镇，但他的诉求总是被延误。扎马逐渐被拉进一个他无法理解的空洞，逃脱命运的尝试将其推向了误入歧途的冒险，最后进入了一个美丽的自然世界。这部电影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中以微妙的方式批判了殖民主义。

身份也成为阿根廷女性电影人的普遍方向，如保拉·赫尔南德斯的电影围绕着寻找一种模糊而多变的身份展开，短片《22公里》（1996年)改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最终被误认为是疯子的女人的故事，通过让观众对这个女人的性格进行探索来定义“正常”；长片《继承》（2001年）通过移民问题以及阿根廷与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密切关系，深入探讨了对身份的追寻，探讨了作为阿根廷人意味着什么，审视了影响阿根廷社会的各种移民潮。

某种程度上，当代阿根廷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为以马特尔为代表的电影人建立独特的女性表达提供了土壤。21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促使电影制作者寻找新的工作方式，产生了与旧方法和风格的断裂。马特尔融合了实验先锋主义、阿根廷政治电影以及对好莱坞经典电影的颠覆性使用，通过女性形象塑造了社会公正和种族融合。

无论是在类型奇观中表达文化与社会关切，还是在先锋艺术中探索当代语境下的身份话语，这些新阿根廷电影为观众提供了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也丰富了阿根廷人的文化舞台。

（作者：王田，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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